日韩对决背后的山姆大叔
日韩对决背后的山姆大叔
作者：凯文、陈畅
编辑：董指导
1992年，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频繁飞往美国，以拯救命悬一线的韩国半导体产业。
坐在飞机上的他不禁感慨，人生起伏实在太刺激了。去年十月公司刚接待了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令后者不禁赞叹“这是我一生参观过最好的公司”、“一定会成功研制64M半导体存储技术（DRAM）” 【1】。然而今年四月，三星却不禁打了寒颤，美国即将对韩国半导体启动反倾销制裁。
虽然在DRAM领域日本傲视群雄，韩国仅占20%的全球份额，但三星的突飞猛进依然令人注目。1992年8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三星集团已经从模仿者向开发者转变。果不其然，几周后三星便领先日本研制出了技术尖端的64M储存半导体。这似乎更加验证了美国举起大棒的正确和必要。
率先喊出不满的是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ies），而80年代也正是美光率先和三星进行了技术合作，被三星亲切称之为“永远尊敬的老师”。名师出高徒本是一件幸事，但美国公司在日本半导体崛起的过程中，早已吃够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苦。因此，美国商务部很快便要求三星缴纳高达出口价87.4%的保证金比例。
消息一出，韩国半导体公司高管们便坐不住了。三星半导体负责人金光浩（Kim Kwang Ho）坦言，“仅10%就足以让韩国半导体处于非常困难的地步了”【2】，而87%无疑是灭顶之灾了。因而，李健熙不得不亲自飞往美国积极游说。而韩国采用的谈判技巧，也颇为经典。
树立共同敌人：虽然DRAM市场下滑，但1992年美国还是力压日本，重新夺回了半导体（包含存储芯片、微处理芯片、集成电路等）总体份额第一的位置。因此，三星语重心长地提醒美国，“如果韩国不做存储芯片，日本就会独占市场了”。翻译一下就是，作为老三我们可以帮你干老二啊。
瓦解联盟利益：虽然半导体公司担心三星抢占市场，但是美国IT产业也不是铁板一块。三星等公司便向美国电脑厂商分析到，如果存储器价格上涨，美国本土的个人电脑市场也会因价格上涨而受损。于是，康柏等电脑生产商便表态，芯片制裁可以，但不希望装了韩国芯片的电脑产品价格上涨。
简言之，就是切肉可以，别流血。这个表态看似支持制裁，实则是反对态度。由此，美国IT公司们的利益开始分化。
表达炽热忠心：韩国也是眼看着美国存储芯片被日本打趴的，他们自然也很清楚美国的担忧。因而现代等公司则多次表态，“我们没有日本那样占据50%-60%市场份额的想法，只想维持最低限度的有效生产而已”。江湖话术就是，大哥放心，叫一声大哥，一辈子都是大哥。
韩国三大法宝一出，美国相关部门顿时拍了下脑袋，大叹之前糊涂了。最终三星仅被征收了0.74%的反倾销税率，而几年前的日本半导体则被征收了100%的进口关税。日本半导体由于关税、进口限额等制裁，已经从当年的顶天立地变得佝偻站立。然而，韩国这次游说，则像一把刀扎向了日本半导体的后背，导致日本存储芯片公司顿时横卧在地。
1975-2010年相关国家地区DRAM市场份额状况
有礼貌的日本人并没有立刻发作，而是默默隐忍，在化学材料领域依然突飞猛进。2019年，G20峰会刚刚结束，日本便突然宣布从友好国家“白名单”中剔除韩国，停止向其出口三种半导体材料的优惠待遇，每次出口都需要近90天的时间来审核批准。而这些材料在半导体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占据了90%的产能。
听闻此消息，韩国企业再次陷入担忧，甚至总统文在寅也出来喊话“希望日方撤回管制，两国间展开有诚意的磋商”。
虽然背后挨了刀，但日本半导体也总算是回击了一拳。刀光剑影、明争暗夺、过桥抽板、身不由己，这些词汇成为日韩两国半导体乐章的韵脚，令人咂舌回味；而更令人忍不住窥视的，是那个若隐若现的击鼓人。
1945年8月30日下午两点，一架印着美国空军标志的“巴丹号”C-54运输机，在日本厚木海军航空基地盘旋了几圈后缓缓降落。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戴着墨镜、叼着烟斗、吐着烟雾，阔步走下了楼梯。麦克阿瑟足踏之地，曾是日本最耀武扬威的神风特攻队的训练场所，而如今在这里站立的日本军官，却双手垂立、眼神呆滞。
影视作品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登陆日本下飞机前的形象
麦克阿瑟乘坐着日本集全国之力找来的老爷车，离开机场。破破旧旧的老爷车，一如战后的日本。而美国林肯轿车在道路上留下一道道印痕，仿佛在炫耀着美国对日本即将开始的全面“驯化”。随后美国不仅在日本展开了“均地权、打财阀”的经济运动，也在教育领域开展了“去天皇、举个人”的文化思潮。
但美国种种做法仍不过是打压日本军国主义，维持日本平稳。然而，1950年6月来自北方的枪声，却给日本带来了幸运和繁荣。北朝鲜军队向南推进的消息令麦克阿瑟梦中惊醒，他噩梦般呆坐在床上，思考美国的亚洲政策是什么。这一问题也是五角大楼昼思夜想的。最终，日本被选作了美国的亚洲战略根据地、亚洲工厂。
随后的美国，对日本敞开了怀抱，财阀的打压停止了，资金的支援增加了，而且技术也开始批量转让。伴随着冷战的推进，美国科研力量开始向军用电子产品倾斜，日本趁机成为了民用电子的承接者。1953年，东京通信工业（SONY前身）创始人盛田昭夫飞往纽约，竞买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专利，两年后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50年代，日本的口号是“趁着世界技术革新的东风，让日本走向新的建国之路。”而到了1959年，日本晶体管产量首次超越美国。对于日本的进步，美国也如老母亲一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甚至派工程师手把手传授生产小窍门。与此同时，美国半导体技术也在飞速发展，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从1KB存储到超大规模电路，一批批关键技术相继突破。
美国科技节节突破，令步步跟随的日本半导体汗颜巨大差距。但随着技术的积累，日本半导体产业的野心也越来越大。终于，1976年3月，日本通产省牵头，联合日立、NEC、富士通、东芝、三菱等五大企业设立了”VLSI技术研究所”。项目合计投资720亿日元，政府部分出资占到了45%。政府和企业举国之力来攻克技术，成为日本半导体突破的秘诀。
研究所在随后四年内相继孵化出了1557件专利，而基于这些专利，日本存储芯片率先实现64KB DRAM技术的逆袭、并在256K、1MB等技术关口遥遥领先于美国。日本存储芯片市场份额不断提升。而与此同时，日本在汽车、家电等领域也突飞猛进，靠着工匠精神，因着性价比深受美国消费者欢迎。80年代，美国汽车每四辆就有一辆来自日本。
日本迎来了大消费、大生产的时代，甚至于美国学者傅高义观察了日本多年后，写了一本畅销书《日本第一》。他在书中坦言“写这本书是为了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当时美国人还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
美国怎么可能不了解日本取得的成绩呢。1980年，惠普公布了一份DRAM采购质量对比书，美国巨头英特尔、德州仪器和莫斯泰克的不合格率，竟比日本NEC、日立和富士通等三家企业整整高出6倍。质优量大，日本半导体横冲直撞，把64KB DRAM价格从100美元拖至5美元，令美国半导体公司苦不堪言。
日本企业相继击败了一个个美国公司，索尼成为电子数码的代名词，任天堂成为游戏的首选，日本成为高质量的背书，水管工“马里奥”也风靡全球。
1989年，索尼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将日本的脚踏在了美国国土上。创始人盛田昭夫得意之情像极了当年的麦克阿瑟，并器宇轩昂地写下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
1981年3月，美国汽车工会（UAW）的工人聚集起来，抡起锤子砸向了一辆丰田卡罗拉汽车。车前挂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如果在美国卖车，就得在美国生产”。第二年，北印第安纳州工会也组织路人砸日本车，砸一锤子1美元。日本工人狂欢的80年代，美国工人早已积满了怒气。
而伴随着1987年的一次调查，美国高层的怒气也开始激起。当年3月，日本政府确认东芝机械公司曾在5年前向前苏联出售了9轴数控机床装置，这引起了美国议员们义愤填膺的批判， “这正印证了列宁的话，资本家由于太贪婪，连我们准备用来绞死他们的绞索都会卖给我们”。【3】一些议员甚至在白宫门前抡起锤子砸向了东芝公司生产的收音机、电视机。
而事实上，从5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相继对日本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产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制裁。1972年美国拒绝向卡西欧提供核心电路，导致后者在美国市占率从80%降至30%。而到了1985年，美光科技的一纸诉状也开启了美国对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制裁，随后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也向政府控诉日本电子产品倾销。
一场符合底层民意、中层心意、高层旨意的贸易战，气势汹汹地向日本开来，而这场战争共有两大战役。
1. 结构总决战（1989年-1994年）：1989年美国发起了全行业级别的贸易决战：启动超级301条款，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如逼迫日本承诺公共投资开支、修改不利外企的法律、调查商品价格等，最终与日本签订了“美日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
这里面充满辛酸往事，比如美国要求日本制定公共事业投资计划，大藏省官员本想给口头承诺蒙混过关，但美方强制要求白纸黑字，而且周期要是10年。日本人做了10年400万亿日元的计划送去审阅，被告知要再加30万亿。当时日本副首相说：“不能惹怒美国，美国要这么说了那也没办法，再追加30万亿吧。”可谓屈辱至极。
2. 汇率总决战（1985年）：一系列的行业贸易战，并没有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所以美国又将原因归结为美元汇率的高估。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五国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这就是大名鼎鼎的“The Plaza Accord（广场协议）”。
汇率的谈判也充满戏剧。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在最后时刻一改前面的强硬态度，软软地说道“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国需要你的帮助”。【4】前来谈判的日本才长竹下登惊讶之余，满腹欢喜，“美国居然向日本低头”，伴随着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他同意了美国的条款。然而，即使他一百万个不同意，面对全面仰赖美国的国防，又有什么谈判的筹码呢。
协议签订之后，日本内存芯片价格持续上涨了40%，但到1990年时，日本仍以49%的市场份额雄踞IC产业第一。前十大半导体公司中日本上榜6家，而且位列前三。前期政策似乎并没有效果，于是美国不得已在1991年又和日本续签了《第二次半导体协议》，规定五年内美国半导体产业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必须要从10%提高到20%。
而回到日本国内，日本政府也昏招连连。先在1986-87年期间，疯狂压低利率，催生了一大波资产泡沫；随后却在1989-90年期间，又疯狂收缩货币，粗暴地刺破了泡沫，导致日本房价、地价、股价、经济全面跳水，惨遭失去的十年。
这场颇为吊诡的贸易战并没有扭转日美的贸易差额，但却解决了日本半导体公司、解决了日本。
韩国半导体的崛起，依赖于三星的发展。而三星的发展，则离不开日本的影子。1969年，三星便和日本三洋成立合资公司，为三洋贴牌生产电视；随后和夏普共同生产液晶面板。但合作并不愉快。日本对技术进行了严防死守：不允许三星人员靠近电话机房、禁止参与技术讨论，甚至连工厂内部架构、尺寸都拒绝提供。
以至于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痛心不已地感慨：“我们拼命生产，可贴的都是日本商标，谁能知道这是三星生产的呢。我们何时才能从日本企业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呢？但我们感到伤自尊也要忍耐。”【5】三星为此买来了大量高档电视，从拆机器开始反向研发攻关。终于在1976年，三星独立开发出了韩国第一批彩色电视。
1980年，年逾古稀的李秉喆专程拜访日本经济学家稻叶博士，为三星的发展再谋方向。博士分析了全球宏微观经济后，总结道“石油、化工、钢铁等产业已经走到了尾声，未来唯一出路就是发展尖端科技产业，眼下最合适的出路就是半导体”。这句话令李秉喆内心沸腾，日本的选择也正是同样地狭人稠、资源贫乏的韩国的未来。
李秉喆投资半导体的计划并不是畅通无阻，首先遭遇的是身边人的反对，认为他是自寻烦恼，无谓的挑战。但固执的李秉喆还是力排众议，坚持推进这个关乎三星命运、关系国家兴旺发达的半导体项目，随后从美光手中买来了64K DRAM的专利技术，选定了厂址。
3年后的深冬，气温逼近零下15度，李秉喆站在工地上指挥作业。几架热风机吹出股股热浪，但出风口却并不是对着李秉喆，而是旁边的搅拌机。过低的气温导致水泥刚流出来就冻住了，但为了加快进度，工人们不得不采用了这种办法。最终计划18个月的工期被大幅缩减到了6个月。
一条条设备搬进了工厂，一片片芯片运出了厂门。谁料天公不做美。80年代初，北美最大的游戏厂商雅达利，因游戏品质低劣引发了玩家的唾弃，并导致游戏机销量下降了97%，而这是芯片重要的需求之一。加之日本大幅增产，芯片价格随即从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存储芯片开创者英特尔，在亏损1.73亿美金后宣布退出DRAM存储业务。
三星的日子也不好过，其芯片的生产成本是每片1.3美元，每生产一片几乎亏1美元，很快便在三年内亏了3亿美元。大幅的亏损令李秉喆心有不甘，直到1987年他因肺癌去世也依然拉着儿子李健熙的手，交代道“半导体更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你一定要记住”。李秉喆的执着感动了一批批韩国人，他的离世也成为韩国海外人才报效祖国的助燃剂。
1987年，在 IBM实验室工作了7年的芯片工程师陈大济（Chin Dae-Je）离开了美国，回到韩国，因为他太想赢日本一次。他本以为IBM会不高兴，但没想到IBM还额外给了他两个月工资并嘱咐他，你回到韩国去的任务就是打破日本人在储存芯片领域的垄断。【6】
三星半导体动员大会，九十年代
伴随着大批韩国人才回归的，还有数百名美国工程师。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开始出面推动半导体发展，不仅为半导体公司提供了3.5亿美元的贷款，还承担60%研发经费，整合了大学、实验室一起攻克技术难关。三星等公司顶着300%的负债率，在政府支持下大搞反周期投资。
而以“举国体制”自豪的日本，却被广场协议击垮，东芝等公司再无力来扩大资本支出，工程师薪水也大幅跳水。甚至于在东芝工作的日本国宝级发明家舛冈富士雄因多次索要研发经费，引起股东不满随后被架空。这些人成为了三星公司眼中的宝贝，提供的待遇包括1辆轿车、3倍薪水，4居室房子，远超通州政府给诺贝尔奖得主的奖励。
尽管韩国拥有了人才、资金，但由于在大型机时代，存储芯片的质量保障才是客户首选，因此，韩国存储芯片的性价比并不能吸引客户眼球。但windows系统的诞生、IBM兼容机的推广，却改变了需求市场。快速更新、持续爆发的个人电脑，早已不需要质保期长达25年的芯片，就像大家不会买3米摔下来也不会坏的彩电一样。
因而，被日本鄙视为粗制滥造山寨货的韩国存储芯片，依靠着低价格低品质的野蛮策略，伴随着个人电脑从百万台到1亿台，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熬过了一轮轮底部后，在行业复苏期大赚特赚，历经数次周期逐步独霸天下。
80年代，日本《电波新闻》曾评论道，半导体产业不是朝夕之功，韩国半导体不像日本那样有举国一致、官学商大力协同的规划，所以不具备开发、生产的基础设备和技术诀窍。【7】不料，这份报纸流传到韩国，成为了韩国半导体崛起的宝典，和打脸日本的写照。
1999年，曾把英特尔逼到破产边缘的日本半导体公司却被迫重组，日立、NEC、三菱分别将存储业务抽离出来，组成了令日本媒体惊叹“世界上最强大的DRAM制造商”尔必达，誓于韩国三星决一死战。然而，三个诸葛亮各执一计，制作工艺、流程都要不断磨合统一，反而造成了更多亏损，一直到2005年三方整合才初见成效。
然而行业降价风暴的种子也在2005年被埋了下来。4月，无锡工业园区迎来了韩国海力士内存芯片厂，中方提供了补贴、厂房、贷款，而韩方只需提供技术和生产线。奠基典礼会场的中心，有一块石碑，书写着“基石永固”。海力士高管、无锡市领导一边为石碑培土，一边兴高采烈地庆祝多赢的局面。而这一铲铲土，也严严实实地埋葬了尔必达。
两名准备进海力士工厂的员工，2007年
2006年，无锡海力士生产线竣工，DRAM降价潮如约而至，很快便跌破了一美元。加之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海力士毛利率甚至跌到了-28%。但由于拥有中国40%的份额，以及中国工厂远低于日本的人力成本，海力士丝毫不惧，2010年行业复苏，其毛利率便回升至25%，销售额再创新高。于是，2011年又趁势发起了新一轮价格战。
看到海力士在中国吃香喝辣，三星也耐不住了寂寞，2012年跑到西安建起了工厂，成为其史上最大一笔海外投资。而当地政府也投桃报李，给予了1500亩土地、10年税收优惠、高额补贴的馈赠。中国，成为半导体生产的大后方。而在生产之外，中国也早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最大的电子消费市场。
日本半导体公司并非不眼红、不饥渴，但由于2001年上台的小泉纯一郎，数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进入了“冰冻期”，商业发展也自然不能前行。谁也没想到，美国在日本、韩国半导体之间画了个线，但中国却把它变成了沟。
尔必达靠着政府救济和银行贷款苦苦支撑，却依然只能在2012年由一天暴跌98%的股价来宣告破产。而历经日本、韩国多次冲击的美光科技，却依然活泼健朗，并收购了破产后的尔必达。
当年被逼在破产边缘的英特尔，也早早告别了存储领域，转而向更高维更高精尖的CPU领域进军。由于技术难度显著超越了日韩两国的储备，因而微处理领域几乎成为了美国公司的天下，日韩企业的身形罕见。没有价格战的侵扰，英特尔也从容地用一年一次小提升的“挤牙膏式”创新，豪取利润，自1993年起，称霸全球芯片制造领域长达24年，远离存储领域的硝烟，在新的蓝海里畅游。也为半导体指出了另一条道路：
除了举国押注，踏准甚至引领时代浪潮，才是高科技领域的至高玩法。
然而，英特尔也并不总是如此擅于踩点。PC端躺着赚钱的日子过于舒服，反而导致其忽视了移动设备的崛起，在手机芯片领域饱受ARM的侵袭。而已经成为韩国人离不开的三星，靠着手机的畅销，在芯片领域开辟了自产自用自销的多元化模式，更是抢下了英特尔所不屑的为苹果代工业务。终于，在2017年，英特尔被韩国三星抢去了世界第一芯片商的王冠。而20多年前，韩国半导体在美国立下的誓言是仅仅维持最低生产。
1982年的日本、2017年的韩国，贯穿时代的美国，稳健入局的中国，似乎都在踩着同样的步伐起舞。弄清影间，既展现着商业江湖的公司争斗，也诉说着政界春秋的国家博弈。而千言无语汇结一句话：没有技术就会被挟制、没有国强又何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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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三星帝国，于文心，2014
【2】A Chip Powerhouse Is Challenged,The New York Times,1992,12/17
【3】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与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 ，日本研究，2018
【4】广场协议：导致日本“失去十年”的日元升值始末，北京日报，2016
【5】别谋杀你的梦想，朴恩梦、张美花，2012
【6】A New Force in Chip Wars : Korean Chip Exports Are Growing 35% a Year, and the U.S. and Japan Are Worried，Los Angeles Times，1992，8/17
【7】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之路，孟泽，1996
【8】日美金融战的真相，久保田勇夫，路邈，2015
【9】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西村吉雄，侯秀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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